2001年4月的一天，一架中國戰斗機和一架美國軍用偵察機在南海上空相撞。這個被稱為“南海撞機”的事件本身很快平息，并未對中美關系和世界格局造成太大影響；然而，它引發了另一樁影響深遠的事件：或許是因為趕上復活節假期，閑來無事的美國黑客們對中國網絡發動了攻擊。隨后，在當時的“五一”七天長假里，自稱“紅客”的中國黑客們對美國進行了大規模報復性網絡攻擊，致使白宮網站癱瘓兩小時。

    盡管現在看來，在這次多少是由假期導致的、有些偶然的網絡戰中間，攻擊者的手段相當粗糙，被攻擊者的防盾也比較簡陋；然而，這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國與國之間的、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大規模網絡互相攻擊，從而載入網絡戰的史冊。

    同年發生的“9·11”事件導致美國將戰略重心放在中東長達十年之久，深刻地改變了國際格局，并徹底改善了中美關系，這暫且按下不表。對網絡戰歷史來說，該事件也是一個里程碑。在“9·11”事件發生后，美國國會火速通過了《愛國者法案》。其中第215條授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大規模“收集”國內電話、電郵和互聯網記錄。這為后來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埋下伏筆。

    2007年，美國國會通過《保護美國法案》（Protect America Act），并在一年后通過《外國情報偵察法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授權私人公司與情報機構進行合作，將情報收集擴大到國外。其實，這只是美國長期以來對國外進行類似手段的合法化而已。這也是現在因爆料者斯諾登而火遍全球的“棱鏡”項目的緣起。

    2010年，美國網絡司令部成立，隸屬于戰略司令部，其司令系與國家安全局局長身兼一職。這標志著美國正式將網絡戰整合進軍事指揮體系里。

    其實，網絡的誕生本身即與美國的軍事戰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軍事用途已經深深植入網絡的“基因”里。

    在美蘇冷戰時期，美國軍方希望構建一套指揮系統，一旦其中一個指揮點被蘇聯摧毀后，仍然能使用其他結點進行指揮。在此構想下，1969年，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管理局（ARPA）的專家們將4臺不同地點的主機進行了聯網，這就是最初的網絡。根據音譯，這被稱為“阿帕網”。

    隨著冷戰進入尾聲，蘇聯威脅消失，網絡從軍用為主轉向民用為主。1990年，“阿帕網”從美國國防部序列中退役；1991年，“萬維網”創立，成為此后全球最通行的網絡。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啟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實際上就是將網絡民用化。這奠定了此后互聯網的大發展，也奠定了美國在互聯網領域中的優勢地位。

    然而，美國軍方雖然退居幕后，但卻一直沒有間斷過對網絡的監控。目前，全球唯一的主根服務器在美國，12臺輔根服務器中的9臺也在美國。正所謂“大隱隱于市”——當人們降落在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這個航空中樞時，恐怕沒幾個人會知道，全世界互聯網的中樞也就藏身在直線距離不到5公里的某個地方。

    正由于美國軍方與互聯網長期以來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美國軍方仍然對互聯網有著很大監控能力，互聯網政治的權力結構也毫無疑問是單極的。美國仍然是整個互聯網的壟斷者，手里攥著互聯網的鑰匙。軍用與民用之間的界限也一直并非那么清晰。

    去年，尚未成功連任的奧巴馬決定將互聯網的結構性優勢轉化為網絡戰的實際效果。他簽發了第20號總統令，要求美軍實施“進攻性網絡效應行動”（OCEO），即海外網絡攻擊的委婉說法。在斯諾登的爆料下，現在公眾得以知曉這項計劃的存在。這份總統令說，“允許（美軍網絡部隊）以‘獨特而非常規的能力’，在事先幾乎不對敵人或攻擊目標發出警告的情況下，取得從輕微破壞到嚴重破壞在內的各種潛在效應，從而推進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國家目標。”這段政治辭令的意思是，可以對敵方網絡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而不必僅僅是反擊。

在美軍網絡司令部的軍徽上，有一串金色的字符：“9ec4c12949a4f31474f299058ce2b22a”。感謝互聯網，讓對程序一竅不通的筆者也得以知曉其意：“美軍網絡司令部計劃、協調、整合、執行任務，以指揮國防部信息網絡的行動與防衛，實施全面的網絡戰，確保美國及其盟友在網絡空間的行動自由，并阻止對手的行動自由。”程序語言確實比政治辭令說得更直白。

我們不妨得出結論：互聯網從肇始、轉向民用、第一次大規模網絡戰一直到現在的全部歷史，都與美國軍事戰略的進退、方向息息相關。當前，美國加大在網絡戰的投入，尤其是整合實施進攻性網絡攻擊，同樣與當前美國整個軍事戰略調整、“重返亞太”密不可分。在軍事戰略中，目標永遠與手段相匹配。在重兵投入中東的時代，根本不需要對阿富汗或伊拉克這樣的對手實施什么網絡攻擊。值得美國如此大動干戈的目標，無疑是一個與美國一樣擁有龐大用戶數量、在技術上也具有一定可比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