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家麥當勞、13家星巴克、48家阿迪達斯專賣店、28家蘇寧、16家國美、4家寶馬4S店、18個萬科樓盤、7家沃爾瑪、15家屈臣氏……

    這些品牌和數字屬于珠江三角洲城市東莞，在我們習慣為這座城市貼的標簽中，會包括眾多的工廠、發達的曖昧的娛樂業、因制造業而聚集的大量產業工人、在中國政府官僚序列中的“地級市”、珠江三角洲城市的代表……在我們通常的分類中把它視為“三線”城市。雖然，不論是GDP，還是人均收入，它看起來都相當有競爭力。

    如果從上面提到的這些品牌和數字所代表的消費能力上來說，它也不輸于與它距離半個小時車程的深圳和廣州，這兩個城市與北京、上海，通常被稱為中國的“一線城市”。

    這樣的城市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有實力有號召力的民營企業所追逐的目標。

    而這些品牌和數字，一方面是大公司們開拓新市場的結果，另一方面也為更多的跨國公司尋找新的廠區、新的員工提供了方便，這是這個城市競爭力的一部分。

    數字背后的品牌覆蓋密度，則意味著東莞超越了大部分的我們所認為的“二線”城市，通常“二線”是指重慶、天津兩個直轄市、省會城市、區域中心城市，還包括一些在政府體系中的“副省級”城市。

    如果我們再引入時間線，這些品牌在東莞的分布密度，大致相當于一線城市在2007年前后的水平。6年，就是差距。

    通過調查398個中國人均GDP7000元以上的城市的一線品牌分布密度發現，與東莞相似，跟四個一線城市相比，沈陽、武漢、天津、重慶、成都、廈門、青島、南京、杭州、大連、蘇州等城市在這些品牌的分布密度上也大都相差6年左右的時間。

    但6年實在不值一提。

    經濟學人集團旗下經濟分析機構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2012年發表的一份名為《2022年全球零售發展前瞻》的報告顯示，到2020年，重慶都市圈年收入超過3萬元的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將會從2012年的15.8%增長到49.4%，沈陽都市圈的這一比例也將會從2012年的19.1%增長到2020年的46%，接近上海都市圈2012年52.7%的水平，而到2020年，西安都市圈這一比例會達到69.1%，接近上海都市圈在2012年72.4%的水平。

而在這家機構編制的另外一份報告中，2010年至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城市的前十名則悉數為中國的傳統意義上的二線城市，它們是重慶、天津、成都、武漢、長春、大連、哈爾濱、昆明、沈陽和青島。

這意味著，對于各大公司和各大品牌商來說，在中國市場，如果說北上廣深市場日趨飽和，三四線及以下市場尚待培育，那么這些區域中心城市、省會城市和東部經濟發達城市已經成為眼下它們最可把握的市場機會，而它們顯然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6月27日，LV在沈陽的第四家店鋪在沈陽萬象城開業，這個擁有LV全系列產品的沈陽旗艦店是其在中國的第二大店。“沈陽對路易威登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市場，沈陽在經濟發展速度，城市規模以及品牌集中度上在中國皆是數一數二。”路易威登中國區總裁霍禮說。

    另一家輕奢侈品牌COACH計劃在未來數年每年在中國開設30家左右的新店。要實現這個目標，COACH中國區總裁兼CEO賽理格說，“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從一線城市擴展到二線城市。你可能已經發現很多品牌開始關注、進軍這些市場。拓展二三線市場是一個自然發展趨勢。”

    這個品牌把目標全體定位為平均家庭年收入在1萬美元左右的人群，賽理格認為，在中國這一群體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我們可以看到眾多來自二三線城市的中產階級，這些有強烈購買欲望的二三線城市消費者正在成為奢侈品的目標顧客。”

    不光這些奢侈品牌，《第一財經周刊》調查走訪285家跨國公司和民營企業之后發現，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已經或者正在將傳統意義上的二三線城市列為未來業務增長的重心，加大在這些城市的滲透力度。

    “消費升級導致首次購買豪華車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讓奔馳的管理層判斷未來在中國的網絡發展會有兩大支柱點：其一是30至40個重點城市的高速穩定發展，其二則來自以西部地區城市為代表的新興城市和區域的快速崛起。

    上海通用則為旗下的雪佛蘭品牌和別克品牌制定了到2015年實現100萬輛和90萬輛的銷售目標，比現在的銷量幾乎翻一倍，依靠現有的營銷體系和產能都無法實現這么高的銷售規模，這家公司正在以區域重新細分分銷中心，并且在上海、沈陽、武漢擴建生產基地。